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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我想表达这个时代

来源:新民晚报 | 舒晋瑜  2020年05月10日18:08

“野葫芦引”系列

2008年80岁的宗璞

宗璞和父亲冯友兰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出生,当代作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九十岁那年,发表长篇小说《北归记》,继《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之后,为她的“野葫芦引”系列画上句号。

2019年9月,宗璞长篇小说《东藏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1 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

从“南渡”到“北归”,宗璞书写了一曲动人心魄的民族浩歌。作品以西南联大为背景,小说中的人物共同书写了民族的抗争史和精神史,饱含着家国情怀。我问宗璞:为什么叫“野葫芦引”?是不是受《红楼梦》的影响?她笑着说,“故弄玄虚”。顿了一会儿,才正色道:“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那为什么还要‘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世态。”

20世纪50年代,她就有意想写抗战的事情,后来又想,幸亏当时没有动笔,那时候对生活的认识不够,写就可惜了。随着时间流逝,对生活的认识更清楚了,才计划写这么一部大书。随着小说的发展,她惊讶地发现,小说中的“老朋友”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自己原来设计的,是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自己的笔走。

有人在宗璞的小说中“发现”某些人物原型。宗璞以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一首诗举例,认为研究人物的原型实在是煞风景的事:“赵孟頫的诗里说,他和夫人像两个泥人,将来打破,再抟再炼再调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就是新的人物了。”她说,小说里的人物都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糅合在一起的,糅合在一起肯定会有化学作用,成为新的人物。

宗璞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从20世纪90年代写《东藏记》开始,她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她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眼睛。每一章要写的事情,先是由她口授,助手打字出来,再念给她听,再改。每一段都要不厌其烦反复修改。这是宗璞最大的困难,可是她克服了。

有人说宗璞的每本书要死一个人,实际上,生活就是这样,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失,旧的消失然后又有新的。《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宗璞认为,小说写作这么长时间是一件好事,因为作者经历更加丰富,对人生的态度和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她一度想把1949年以后的事再写四卷,称为《野葫芦引》前四卷和后四卷。但客观上不允许,自己的身体也是客观因素。前四卷完成后,她改变叙述方法,将后四卷压缩为一个尾声,即《接引葫芦》。

“当年我是得到人文社老社长韦君宜的鼓励开始写《野葫芦引》的。现在除了人文版以外,幸有香港的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北归记》《接引葫芦》的《野葫芦引》全书,我非常感谢。”宗璞说。如果说前面的四卷是和风细雨,那么到了《接引葫芦》,就是疾风骤雨,情节推进很快,节奏紧凑,完全换了风格。宗璞说,自己为《接引葫芦》这一题目很得意。

《野葫芦引》全书,从1937年到世纪末,写了一个甲子的事情,两百多个人物,无疑是宗璞最重要的作品。她说,“我把自己的生命送给了书中人物,我不知道我的贞元之气能不能让他们活起来,能活多久,我尽力了。”

2 童年阅读,奠定一生基础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巨大,也奠定了她一生的文学基础。她五岁上小学,七八岁时父亲冯友兰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

宗璞背的第一首唐诗是白居易的《百炼镜》。但是,父亲从来不讲,他主张书读千遍,其义自见。每天规定背的诗词,宗璞都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因为她很感兴趣,背起来也就不觉得吃力。

少年时的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还有当时流行的俞曲园认可的《七侠五义》《小五义》等。有一套少年儿童读物的文库里有《西游记》的缩写本非常好读,不像原有《西游记》那样,很繁琐,一来就是“有诗为证”。

宗璞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在高中时读《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有时大哭不能继续读下去,只能下一次再读。

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1947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为“毒草”,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 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鲁鲁》等作品。

宗璞的作品风格,平实中透出典雅气。写的是知识分子,自然有书卷气、文化气,很多人把她归为“知识分子写作”。在宗璞看来,写作总要传达自己的思想,对整个生活、时代的变迁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中国文化最注重人,小孩儿读的《三字经》,就讲“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人是和天地并列,她写的是人和时代。宗璞说:“我想表达我这个时代。”

父亲的教诲,深深影响着宗璞。冯友兰85岁从头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宗璞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野葫芦引”。“父亲给我很大的鼓励,相信我会做好。”

父亲曾经给宗璞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写了序。父亲在序言里说,作家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把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酿造成“有字人书”。可惜这篇序当时的出版社不肯用,用的是孙犁先生评论《鲁鲁》的文章《人的呼喊》,出版时改为《肺腑中来》。

3 用一生,求真求善求美

宗璞说:“我这一生,一个求真一个求美。我希望历史能够真实,不要瞎编乱造;希望艺术创作要以诚为本,要真有所感而发,而不是为写作而写作。”

《北归记》里有一章,谈到了“孝”。嵋和同学发现乡村学校要挂二十四孝图时,他们表达了对孝的不同看法。宗璞在小说里写那时的人反对“二十四孝”图,谈到对孝的理解应该客观、理性。她发表的短文《美芹三议》,探讨的是什么是真的“孝”。

宗璞认为孝是一种自然的、健康的、美好的情操。孝,首先要让自己做对社会有益的一分子。若是像郭巨埋儿那样,埋掉自己的儿子来奉养自己的母亲,简直是骇人听闻。“二十四孝”图,还有曹娥投江去寻找父尸,也是荒谬绝伦。她表示,孝很必要,但不必宣传二十四孝那些乖张的行为。可以研究哪些该留哪些可添,例如“木兰从军”和“班昭续书”,她们可谓大孝,完全有资格进入二十四孝。

冯友兰先生曾感叹自己的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宗璞放下自己的创作,陪伴在父亲身边,身兼秘书、管家、门房、护士兼跑堂数职,是父亲的得力助手。父亲去世后,又遵父亲的嘱咐完成“有字人书”,这,也是大孝。

求真求善求美,体现在宗璞的为人处事,也体现在她不同体裁的作品中。除了小说和散文,她的童话作品也很受欢迎,如《关于琴谱的悬赏》《寻月记》《花的话》等,细腻生动地为读者展现了孩子纯洁天真的内心世界。宗璞喜欢写童话,写的时候觉得自由,不为现实生活拘束。她认为,好的童话老少咸宜,不同年龄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对于同一作品,不同年龄也可以有不同的收获。读安徒生,年轻时可以读《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等,成人后会认为《海的女儿》和《皇帝的新装》最上乘,二百年后仍旧发人深省。

作者手记

如阳光般明媚

多次拜访宗璞,越来越喜欢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第一次约访宗璞时她正住院,打电话时,却听她底气十足地说:等我好了,来看我养的花。

既无老年人的暮气,也没有受病痛折磨的焦虑。我所认识的宗璞,坦荡、纯净,如阳光般明媚,对生活充满着爱。终于见面了。花白的头发,和善的笑容,朗朗的笑声感染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2011年冯友兰纪念馆开馆,参观的人很多,她想去唐河看看父亲的纪念馆;不知道谁写的散文《黄河魂》,写的是壶口瀑布,署名“宗璞”,壶口瀑布的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很是吸引人,可是她并没有去过。以后壶口瀑布也成了她想去的地方。她笑着说,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周游世界。可是如今只能“卧游”。

那时,《北归记》尚未完成,她刚有过一次中风。为了防止身体再出问题,稍有恢复,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未竟的小说结尾写好。她既风趣又洒脱:“看我和它谁先到终点吧。生命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聊可告慰的是,她赢了,如愿完成了《野葫芦引》的第四部《北归记》,还有尾声《接引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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