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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所认识的杨晓升

来源:青年报 | 马津海  2020年05月11日07:32

认识晓升有二十年了,本人退休也有六年余。但一直保持联系,并仍然关注的同行唯有晓升;同为文学期刊主编,始终惺惺相惜的唯有晓升;国内文学期刊以百计,办刊理念近乎一致的唯有晓升。

说到晓升,还得先说说《北京文学》。与《北京文学》的渊源要上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记得准确日子了。忽接电话说当时的主编浩然先生,带编辑部一杆人马专程来津拜访。于是那次得见浩然先生真容,和《北京文学》的同行们也认识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启了《小说月报》和《北京文学》两刊之间的友谊序曲。

当时《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讲,从《中国青年》杂志调来一编辑,就是后来任社长和执行主编的杨晓升。我当时挺纳闷,《中国青年》可是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发行量大,级别也高,影响力在当时国内青年人中首屈一指。而当时国内的文学期刊已经风光不再,逐渐萎缩并边缘化,各家主编们都在为发行量大降而叫苦不迭,为办刊经费无着而焦头烂额。记得当年连续开了几次文学期刊研讨会,专门研讨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更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十几位作家联名提案,呼吁政府部门关注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在那样的大环境大氛围下,从一个国字号鼎鼎大名的杂志,调到市文联下属的处级单位《北京文学》,还真引起了我的些许好奇。

在我的三十余年职业生涯中,参加各类文学活动不下百余。单就《小说月报》而言,每年要举办特邀编审会,我刊原创版每年要举办作家采风笔会,还有两年一届的《小说月报》百花奖颁奖活动。《北京文学》每年至少也举办一次作家联谊会。加上国内各种各类的文学活动,与晓升见面的机会渐渐多了,聊的话题范畴也渐宽渐广渐深,直到后来无话不谈。

晓升是广东人,广东人的特点却不明显。首先是个子不矮,至少1.75米以上,方圆脸阔鼻厚唇,不太爱笑,初次见面你可能对他会有不苟言笑的印象。他讲普通话基本不带广东腔,这可能跟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有关。说话男中音偏低带有磁性(说到这猛地想起,晓升唱歌极有天赋,各类型歌曲无不擅长,且字正腔圆,中气十足,每每被我刊副主编董兆林调侃为“麦霸”)。

多年的交往,我的感觉是,晓升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自己说过:“我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做事非常认真投入,不会敷衍了事,随便应付。”我感悟他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为人正,这个正不仅仅是具有正义感,在言谈举止,为人处事,都透着一股正气。他的这种气场,使你与他对坐对谈时,也会不由自主地端正举止,正襟危坐起来。这么多年,晓升与我交流最多的就是如何办好刊,如何发掘好作品,对作家作品的看法,以及围绕办刊的其他话题。不记得是哪一次,他跟我谈了他的个人问题,一个国字号的文学刊物想调他去,好处是比他现在的行政职务高了。晓升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我慎重考虑后回复他:现任职务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你是一把手,你的一切办刊理念和想法都可以顺利执行,干起来心情舒畅,人和是一大优势。而到了那个国字号刊物,行政级别是高了,人事情况也复杂了,上下左右要顾及的事自然也就多了,最关键的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给他的建议是:不宜去。后来晓升是否听了我的意见不得而知,但直到现在还在原岗位上。这是我们之间仅有的一次谈个人问题。

做文学期刊,很多主编或编辑都有两把刷子,一把是职务行为即做刊物主编或编辑,一把是业余搞文学创作。其实编刊与创作是两个行当,好的编辑不一定能写好文学作品,好的作家也不一定能当个好编辑。晓升也有他的两把刷子,这两把刷子可都是硬棕毛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这样描述:“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创作两副笔墨上下翻飞。”另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说:“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焦点,紧对着社会问题,紧盯着人们流泪的眼睛。”著名文学评论界前辈雷达更有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位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当年拜金潮的批判写起,一路写教育的、科技界的危机和问题,直写到独生子女,特色突出……他的小说,注重日常生活和民生疾苦……他的选材的人民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是关注当下,有充分的现实感;一是严格遵循生活内在的逻辑,具有强烈的真实性。”

总之,晓升创作的两副笔墨都十分有建树,专业评论家们都有全面精到的评论文章,这里不赘述。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一部中篇小说《介入》,晓升推荐给我,要听听我的意见。我读后很兴奋,遂打电话告诉他:“这部小说写出了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且从未有人说出来的真相。即所谓人人心中有,他人笔下无的效果。”后来某次交谈又提到了这部小说,我说,你这部小说的细节都真实到无可挑剔。晓升说,小说里面的很多情节细节,来自他岳父住院的亲身经历。原来如此,晓升眼光敏锐而独到,他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的能力可见一斑。

晓升的另一把刷子就是办刊。他到任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两刊几乎一年一副新面貌,年年都有新气象,办得风生水起,令同行们羡慕不已。纸质印刷的文学期刊,在互联网多媒体的冲击下,近年来逐渐被边缘化,趋于小众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晓升的执着坚持,砥砺逆行,他的压力和担子,做过文学期刊主编的我尤其感同身受。

本文开头说到我与晓升办刊理念近乎一致,或也可以说高度相似。下面对比着摘录几段我们有关办刊理念的言论(在各发表过的报刊辑录)以佐证。

关于办刊理念——

杨晓升:“我认为,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变化与转型,此时期文学期刊自身普遍缺乏应有的觉醒和自我反思,普遍存在闭门办刊,孤芳自赏的现象,甚至怨天尤人或抱怨读者。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唯有如此,文学杂志才有生命力。”

马津海:“我认为,文学期刊的路越走越窄,其根本原因不在读者身上,而应当从创作者和文学期刊自身上找原因。”“在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研究了文学期刊的现状之后,《小说月报》及时调整了办刊思想和刊物定位,把原来的作家、期刊界、文学评论界、读者,几方面兼顾,转向为主要定位于读者,一切从最广大最基本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着眼。”

关于选择稿件——

杨晓升:“比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地杜绝关系稿、人情稿。”

马津海:“办好期刊,我们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刹住‘关系稿’‘人情稿’,这也是许多文学期刊存在的通病。你刊物定位准确,外包装吸引人,但是如果‘关系稿’‘人情稿’这个口子堵不住,那么其他的努力都得付之东流。”

关于编辑——

杨晓升:“在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在改版初期),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编辑定力。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有一批文学杂志不断改版,三天两头变幻花样,最终大都无疾而终,正是缺乏这种编辑定力。”

马津海:“作为文学期刊的编刊人,既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姑息迁就。否则你就对不起读者,你就会失去读者对刊物的信任。”“不断通过信息反馈和市场调研揣摩大多数读者的欣赏口味,还要敢于对那些读者不喜欢的作品说‘不’。”

还有许多办刊体验就不一一赘述了。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与另一个文学期刊主编办刊理念高度相似,这恐怕在国内期刊界也算是佳话了。

还有一个奇葩话题。《小说月报》“百花奖”两年一届,在国内文学奖项中唯一坚持采用读者投票的方式产生获奖作品,并为众多作家所看重。在晓升就任主编后,《北京文学》从“百花奖”第十届开始,获奖篇目逐年增加。第十届三个短篇获奖;第十一届三部中篇、两个短篇获奖,占全部20篇获奖作品中的四分之一;第十二届两部中篇、一个短篇获奖;第十三届竟创纪录地有七部中短篇小说获奖!每次颁奖大会上都能见到《北京文学》的获奖责任编辑们,我经常调侃他们说:“你们简直成了获奖专业户,拿奖拿到手软!”

众所周知,《小说月报》“百花奖”由于不设评委,全凭读者投票产生获奖作品,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毋庸置疑。而《北京文学》连年高中,说明了什么?刊物与市场、与读者高度契合,或也可以说,这本刊物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晓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人,我五十年代初生人,彼此相差近十岁。同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他学的生物,我学的中文。结识之后,同道二十余年保持友谊,殊为不易,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我们常常讲能量,正能量、负能量。而据权威科学家讲,能量无正负。但我仍认为,能量如果到了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它就有了正负,它就有了情感色彩。你觉不觉得,你跟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谈话以后,你的心情会变得很糟,沮丧、灰暗、不开心;而你跟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谈话以后,你会变得昂扬、舒畅、积极乐观。晓升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关于晓升,短短一篇小文是写不全的。而且他还在前行,以他的个人品质和能力,还能走多远,真的无法限量。我只预祝他走得更远,他的两把棕毛刷何时换成钢丝刷?上下飞舞得更漂亮。期待!

(马津海,男,著名编辑家、评论家,《小说月报》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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