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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贞:论周芳“非虚构写作”的时代特征与审美内涵

来源:《长江丛刊》 | 张贞  2020年03月20日09:09

周芳在《非虚构写作的经验、真实与叙事策略》中写到:“我在六床的疾病里疾病,我在五床的死亡里死亡。他们不过是代替我提前支取了疾病和死亡。再把外延扩大,他们也必然是代替了更多的我,如《无常经》说的,周芳,李芳,张芳,都逃不过。”“我和这个时代的每个个体一同悲喜,一同经历变化,一道在生活的跌宕起伏中心怀期待,走向远方。”在2020年春节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读周芳的《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等作品,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震撼和深切的生命体悟,也能使人明确感受到“非虚构写作”的审美内涵与意义。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作家》“非虚构论坛”、《钟山》“非虚构文本”、《厦门文学》“非虚构空间”、《人民文学》“非虚构”论坛等专栏的设立,“非虚构写作”在文坛逐渐发展成一种潮流,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近年来兴起的这种“非虚构写作”不同于以往的报告文学写作,具有自身独特的叙事特征和审美内涵。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非虚构写作”在新媒体平台上也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写作态度与方式,“谷雨实验室”“真实故事计划”“网易人间”“界面正午”等微信公众号迅速成为自媒体非虚构写作的聚集地。综合两者来看,无论是传统文学领域内的非虚构写作,还是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的自媒体非虚构写作,都兴起于一种全新的时代语境,即新媒体时代语境。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周芳的非虚构写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去中心化写作与多元化复调

新媒体时代,个体自我表达的意愿愈加强烈,进行自我表达的途径也愈加便捷,与之相应,文学创作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去中心化”特征,一方面是新媒体文学更加注重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和写作者与受众、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学创作越来越凸显出对多元化复调叙事的重视,这一点在近年来的非虚构写作中表现尤为明显。也就是说,写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尽可能避开纯个人化的主观写作,对笔下的人和事不进行主观评价,或者仅仅将作者个人的观点作为呈现的一部分,在多元化叙事中呈现出生活的“复调”,给读者更多的理解空间。

《重症监护室》里,刘菊秀的死亡让80多岁的父母亲和即将生育的女儿悲恸不已,十几个亲属在医院里痛哭哀嚎。但就在三天后,刘菊秀的爱人在同一家医院迎来新生命,“这个既当外公又当外婆的男人脸上,几乎看不到三天前的阴影”。作者在“补记”里写到:“人,终归离不开韧性,死与活,橡皮筋一样,拉着,绷着,扯着,就是不肯断。这世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垒上新土的坟墓,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出崭新的人。”在这里,生与死的轮回、纠缠,在每个读者心中都能掀起独特的涟漪,每个人都从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独特生命体悟。另一个罹患重症肌无力的病患王佳璐,曾经是美艳的当红会计,因为自己有外遇和丈夫离婚,患病后前夫却一直守在她身边,作者在和这个男人交流的过程中提出“要不和她复婚,要不另成个家”的建议,可这个男人“不能忘记那些年他戴过的绿帽子,也不能做个陌生人,眼睁睁看着王佳璐在死亡线上挣扎”,只能摇着头给这个命题一个“你说怎么办”的答案。这个事件中,我们因人而异地看到了责任、情感、纠缠、惯性、无奈或者命运……

除了让每个人物在自己的经历中发言从而交织出生命的复杂性与深厚性之外,作者也亲自参与了这场叙事。和传统的“作者闯入式”叙事者不同,非虚构写作中的“我”不承担总结、评价功能,而是作为一个人物深入到她所记录的每一个事件中,其观点也会在和人物的“互动”中发生变化。《重症监护室》里,作者刚开始进入重症监护室时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甚至顾不上病房里的无菌要求,去用手触碰病人的身体来感受患者的温度,去质疑医生“人可能随时不行”的告知过于冰冷。而在写作后期,作者开始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从哲学层面来思考生死。在弱智徐财娃因火灾死亡之后,作者记录了徐财娃妹妹的艰难和福利院的无奈,记录了所有人面对这种艰难、无奈与死亡的无能为力,最后在“补记”中写下弥尔顿的一首诗: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为我,也为你。

到了《在精神病院》,作者更多地隐藏其自身的情感表达,通过叙事节奏的处理来展示关于命运、生死的哲学思考。她讲述了李鹏程罹患精神分裂症后不断被“收割苹果”的反恐任务所缠绕,最终用镰刀砍下父亲的头;讲述了李鹏程70多岁的老母亲加强锻炼身体,不敢病不敢死,坚持每周六去精神病院给儿子送一次汤;讲述了李鹏程对卡夫卡笔下孤独感和陌生感的独特解读;最后,这个事件的结尾,作者用极度克制的笔法写下一句话,却让人心生悲凉:“但谈到他杀人,他仍旧坚信他收割的是恐怖分子化身的苹果,至于他父亲,他说,我爸呀,我爸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打麻将。”

王磊在《论“非虚构写作”的发生机制》中提到,“非虚构”作为一种新文类,在写作上有一种“闯入者”的模式,其具体表现有两种:一是“讲述———倾听———记录”的形式,二是“体验———记录”的形式。这两种形式都强调了作者的真实体验与客观记录,但相对来说,最大限度体现“去中心化”写作特征的写作模式,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一边倾听一边体验,并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周芳的非虚构写作恰好具备了这一特征。她的本职工作是医院附属护士学校教师,在深入重症监护室、精神病院的时间里,她不仅仅是倾听者和记录者,也承担了一部分的专业护理工作,这种状态同时带来作者个人生命体验的变化,使她成为她所讲述内容的一部分,成为和其他人物平等存在的主体之一,从而避免了过度精英化、中心化的个人化写作,在更大限度上满足了新媒体时代受众的多元化阅读需求。

二、平民化立场与丰富的真实性

很多学者在研究近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时都论及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的关系,有人认为非虚构写作把报告文学当成自己的假想敌,有人认为非虚构写作本身属于报告文学的一部分,有人认为非虚构写作是报告文学在当代的一种变化形态。毋庸置疑,报告文学在释放出强大生命力之后,逐渐遭遇了时代危机,“由于种种原因,以暴露见长的报告文学在1990年代不是沦为个人隐私和低级趣味的帮凶,就是成为商业资本、成功人士的文学仆从,丧失了针对社会现实重要问题发言的能力,从而终结了自己”。这些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因为报告文学的写作模式隐含着强烈的个人中心化叙事,随着文学创作的精英化发展,这种个人中心化叙事模式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和沉甸甸的大地,而非虚构写作的“去中心化”写作,则成为重新将文学带回现实、真实的一次努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非虚构写作的内在力量来自其一贯的平民化立场。作者无论选择哪一个写作对象,都会“以个人体验为中心,但重点是在对‘世界’的发现。个人进入到一个‘空间’里,对它进行观察、体验和思考,挖掘内部风景和内部逻辑”。这种平民化立场,在周芳的非虚构写作里强烈地表现为对每一个主体性存在的尊重。在《在精神病院》里,作者在和精神病人李鹏程谈论完卡夫卡后,由衷地称对方为“卡夫卡老师”;在和蒙栋良母亲戚秀英谈完她儿子嫖娼问题后,因为自己内心深处不由自主生出的偏见而在文中写到“对不起,戚秀英妈妈。下次,我还可以和你谈谈蒙栋良的性。只要你愿意”;在写到自己被狂躁症患者汪小军挥舞着拳头追赶之后,紧接着写护士长冲过来把汪小军扑倒在地,然后呢?不是把他捆绑起来,而是紧紧抱住他的头,小声安抚着“宝贝,乖……”,等待他慢慢平静下来……这种写作态度用细腻的情感体验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引导读者一步步去感受广袤宽阔的生命状态,去扩充对世界复杂性的认知。

平民化立场意味着对高高在上的精英式悲悯进行剥离,在充分尊重每个主体的前提下,作者不断深挖自身的生命体验,把自己作为读者的代言人去审视内在的情感变化。写作《重症监护室》的最后,作者因为身体和精神的过度投入而成为“加八床病人周芳”;在《在精神病院》里,作者日复一日地去感受那些病人的痛苦和思维,去和他们一起感受所谓正常人的歧视,去触碰那种脑子里千军万马、兵荒马乱、一堆干柴即将被燃烧的临界点。如果说对所讲述人物的平等化叙事能让我们真实走近这些边缘人物的话,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和思维变化则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共鸣。叙事者“我”因为和读者的经历、立场大致相似,从而化身成摄影机引领我们共同去参与、去体验。作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写自己陪同医生会诊,患者家属却拿着录音笔把医生的每一句话录下来,作者因这种行为感到虚弱无力,医生则指引她去看墙上的一条标语:“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到了《在精神病院》,作者因为经常出入精神病院遭到周围人甚至是亲朋好友异样的目光,然后开始挖掘不同生活状态背后的无逻辑和空洞虚无,去思考“欢笑晏晏下面,谁兵荒马乱,谁投城塌陷,谁失魂落魄,谁知道”。面对此情此景,读者会跟随作者一起去反思、内省,去艰难地提升自身的内在修养。

非虚构写作因为平民化而真实,因为真实而深入,因为深入而丰富。正是在周芳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重症监护室里那些因为贫穷、冷漠、不幸而导致的苦痛和残缺,也看到了面对苦难不离不弃的亲人和爱人,以及人们奋起抗战的强大生命力。我们了解到鞋带、围巾、剪子、打火机、项链等这些日常用品被精神康复中心列为“危险物品”,了解到MECT、身体畸形恐惧症等精神科领域的专业术语,也了解到精神科医生因为会面临更多的负面情绪,所以要定期去上级督导师那里休整。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琐屑、微妙甚至是不为人知的情感体悟,看到了阳光、规律、大数据照不见的那些幽深角落。

周芳曾经说过自己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敞开式”的写作,这种敞开式写作赋予“真实”更多的自由和想象,也拓展了我们对“真实”丰富性的认知。对于很多人来说,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里的病患就如同沃尔夫笔下所写的妇女一样,真实的生存状态是“被关在房间里打来打去”,周芳的非虚构写作把这些边缘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展示出来,同时也展示出周围人对他们的真实态度和情感变化,甚至把这种真实扩充到每个人的内心,这也正是非虚构写作在“真实性”层面的活力与贡献。

三、碎片化叙事与时空拓展

除了由去中心化写作、平民化立场带来的丰富真实性之外,非虚构写作的审美内涵还来自其独特的叙事特色,例如碎片化叙事及其带来的时空拓展和节奏感。这里所说的碎片化叙事,是指作者把诸多人物和事件交织在一起进行讲述,单个人物和事件出现的时间不长,使读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了解。与此同时,这个人物又会在另一个人物的生活中出现,他们经历的事件具有某种内在关联。从阅读体验来说,这种讲述模式与新媒体时代受众的碎片化阅读需求相契合,读者既能随时随地随手翻开书中的某个章节,去了解一个人的经历,也可以在品读完所有事件之后叠加出整体的阅读感受。更重要的是,这种碎片化叙事把各种具有类比性或者对比性的人、事剪辑在一起,形成了超越传统物理时空的审美节奏。

《在精神病院》一书中,作者写完一言不发的周一伟,马上接着写不停说话的张清正;写完每隔几天就要病发痛打自己老父亲的病患之后,紧接着让另外一个只能眼睁睁看儿子吞烟头的母亲发出“我宁可他楼上楼下地拖我拽我”的感慨,因为“毕竟老头和儿子还有交织,在同一个世界里绞着绊着。世祖芳却不知道肖振平在哪个世界里”。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苦难,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苦难让人无法忍受,但是和另外一种苦难相比,这种苦难说不定还暗含着一丝令人心酸的幸福。如果说讲述一种苦痛会让人心碎的话,周芳的这种碎片化讲述把各种苦难剪辑在一起,能让人陷入深邃无底的悲哀与虚空。

与《在精神病院》对痛苦的叠加不同,《重症监护室》里的时空拼贴因为鲜明的对比呈现出生命的层次感和作者的内在审美追求。在记录完因为贫穷被迫放弃治疗的李向学之后,作者马上给读者展示出清醒以后大口吃面、热烈恋爱的青年刘浩云;在哀悼完因火灾而死亡的徐财娃之后,作者立即着手写整本书中生命力最旺盛、最有感染力的王美丽。原本被丈夫无限呵护的王四红,在丈夫遭遇车祸昏迷不醒之后不计任何代价去守护爱人,还把丈夫改名为高兴,自己改名为王美丽,在十楼神经外科的病房里置办了各种生活用品,过起了热闹漂亮的生活。这种对比从物理时空的灰暗转变到心理时空的明亮,“展现更深更广的空间背景和心理背景,促使那些在日记体里坚硬的冰冷的积压已久的情绪获得缓解和提升,形成一种整体上的缓和节奏。”

正是在这种整体节奏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内在的写作态度和生命价值观。她在《重症监护室》的尾声里写“死亡与活着是情人,如同我们和这世界。我们和这世界有过情人般的争吵,我们还会一直争吵下去”,在《在精神病院》的结语里写“愿我们分秒努力,恪尽职守。愿这世界,被温柔以待”。这些发自肺腑的叮嘱唤醒了读者内心深处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使周芳的非虚构写作产生了丰富深厚的审美内涵。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非虚构写作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境,如真实性如何与文学虚构相融合、私人写作如何与公共空间生活相对接、碎片化叙事是否会损害艺术创作的深度、追求艺术深度又是否会消磨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等问题,我们也期待周芳未来的非虚构写作能在更宽广的层面来回应这些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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