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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偏见的《小丑》 刻画了现代人的孤独

来源:解放日报 | 任明   2020年03月19日16:05

与明亮优雅中暗藏凶险的《寄生虫》相比,《小丑》通体散发着黑暗与抑郁的气息。

影片一开始,导演就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被电台里的坏消息笼罩、情绪低沉却努力露出笑容的“小丑”亚瑟的形象;化好装的亚瑟在街头为乐器行做广告,却被几个拉美裔男孩抢走广告牌,并在巷子里暴打了他一顿;镜头随后转到去看心理社工的亚瑟;黑人女社工打开他的日记本,看到上面写着一行字:“我希望我死了能比我活着值更多钱。”一个认为自己“一文不值”的底层压抑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亚瑟友善地对着前排转过头来的黑人男孩做鬼脸,却被男孩妈妈训斥,让他不要骚扰自己的孩子,脑部曾经受过损伤的亚瑟不可抑制地大笑起来……在刻意展示了主人公被少数族裔包围的视觉环境之后,亚瑟回到他和母亲居住的小公寓——本该是避风的港湾,无奈这里却有着更多的问题:母亲潘妮闭门不出,失去劳动能力,电视是她与外界接触的唯一途径;她不停地给当地大人物、自己的前雇主托马斯·韦恩写信,请求他帮助。

亚瑟受同事“陷害”失去工作,在回家的地铁上打死三名挑衅他的青年男子。媒体推波助澜,在不知凶手是谁的情况下掀起“小丑杀死华尔街精英”“底层反抗”等舆论风暴;亚瑟应邀参加“默里·富兰克林秀”节目,本计划在节目中自杀,却因发言被打断而杀死主持人默里,在被押送警局的路上被暴乱人群解救,成为他们的英雄。这是影片讲述小丑如何“黑化”的故事——在压抑的心理状态下,似乎什么都有可能是压垮亚瑟的“最后一根稻草”。片中另外有一条讲述亚瑟身世的故事线,暗示亚瑟有可能是市长竞选者韦恩的私生子——一个资本主义在诞生了自己的捍卫者的同时也诞生了自己的反对者的世俗寓言。

虽然以亚瑟有“精神疾病”这一设定将整个叙事归于“虚无”,但导演借电影的感官感染力,成功地为这个时代打造了一个饱受压抑的美国底层白人的形象。影片花了许多笔墨表现亚瑟在遭到他人打击与贬低时的面部表情与姿态,观众可以切实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跳舞,玩枪,化妆……这些亚瑟独处时的镜头,既表现了一个人内心的诗意与戏剧性,也是其性格走向裂变的写照。《小丑》公映后在欧美引发巨大争议,而小丑的扮演者杰昆·菲尼克斯的表演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却无人反对,显示出好演员可以为人物带来巨大光彩。

在真实与虚构、精神正常与异常、个例与常态、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小丑》利用影像语言进行了很多并不公平的影射与暗示。而对于底层者最应该反对的社会资源的掌控者与攫取者,《小丑》的态度却是含糊的。导演将资本家韦恩与潘妮的关系虚化,使得花心少爷欺负无辜少女的故事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似乎韦恩老爷也可能是女手下妄想症的受害者。影片叙事的断裂从小丑在电视上发表控诉那一场戏中可见一斑:小丑通篇控诉的是底层人如何被忽视、人们互相之间如何没礼貌;在提到韦恩时,他有的是底层对上层的愤怒,而非儿子对父亲的怨恨与不满——所谓风流孽债只不过是小报风格的障眼法而已。

比影片中那些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失落感更具有价值的是,影片指出了一个对现代人来说都具有风险性的问题:那就是被大众传媒与娱乐所操控的人生。亚瑟自小立志成为一名喜剧演员,对他来说,成为喜剧演员就可以名利双收而“不必工作”;这虽然是亚瑟的天真,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电视上各种娱乐节目误导的结果。影片还展示了美国大众在媒体长期洗脑下的人云亦云:母亲潘妮说韦恩会是个好市长,亚瑟问她是怎么知道的;潘妮说,每个人都这么说;亚瑟问足不出户的她是听谁说的;潘妮说,电视上人人都这么说。影片以不动声色的辛辣讽刺,为我们展示了舆论操控下的美国大众的认知渠道与认知水平。

影片一开头,随镜头一起出现的是电台主持人的声音:新闻永不停歇。在被社会学家称作“风险社会”的现代社会里,没有人想要24小时活在新闻的影响之下。层出不穷的新闻加快了世界运转的节奏,给现代人带来巨大压力;然而这也是现代人必须付出的代价。诚如荣格所言,所谓现代人,就是“可以感知到现代状况的人”。如果要概括《小丑》为何充满偏见而仍可打动人心,那是因为它敏锐表达了普遍存在于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疏离。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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