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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人性的刀锋与语言的舞蹈

来源:小说评论(微信公众号) | 张清华  2020年03月19日09:05

将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参加毕飞宇的研讨会,我曾有一个说法,认为毕飞宇是一个“语言本体论的作家”,就是讲他是一个无法被复述的作家。一般来说,作家写了什么,我们可以把其小说大概讲出来,但毕飞宇的小说没办法讲,离开了他的语言,那些小说几乎就蒸发了。这犹如诗歌,无法被抽离出来,也无法转述。这表明毕飞宇小说是有诗意的,是“如诗的小说”,这当然不一定非要是一个定于一尊的好处,因为有另一种好的小说也一定可以复述,一般来说,戏剧性强的小说是可以复述的,但诗性比较强的小说便无法复述。

这意味着毕飞宇的小说是寄生于他独特的语言世界的一种叙述,毕飞宇讲话的调调,一般来说就是他小说的调调。显然他不是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的小说家”,他的人物必须听命于他的意志,这显得很专制,我们在余华的小说这几乎听不到余华的声音,在莫言的小说这会偶尔会听到有个“莫言”出来说话,但人物和叙述还是有多个声音在喧闹,在格非的小说里,格非的声音也非常强大,但不会强大到作者的声音就是人物的声音。所以,我们会经常惊讶于毕飞宇的小说为什么有一个奇妙的声音在说话,无论是男是女,那个说话人就是带着不同面具的毕飞宇。他是一个说书人,一个讲扬州评弹的高手——我亲耳听到他模仿“话说武松举起了哨棒”,这话在我耳边回荡了差不多十年。那是用扬州话说的,而他的小说的话语,就是他自己独创的一种语调。

我曾经很主观地理解巴赫金的说法,人物复调就是戏剧性本身,因为在戏剧中,人物必须讲他自己的话语,必须是不同身份的人物的语言。但这是否意味着,毕飞宇的小说只是诗性或者散文性的小说呢,显然不是,他的戏剧性是内含在叙述之中的,是“叙述的戏剧性”而不是“被模仿的戏剧性”。这当然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不算重要。我今天主要想说的是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戏剧性,筱燕秋或者玉米,你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她们内心的斗争,她们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但是说话人依然是戴上了面具的毕飞宇。

这算是毕飞宇文体吧?

关于人性的讨论,我曾经非常欣赏毕飞宇早期的人性探索。《祖宗》中讲述了太奶奶的不死神话,以及众后人对她不死的恐惧感,这个妖怪似的老人最后死于他的孙儿们的“谋杀”,死后还有一串鞋子一字排开,作为一种“文化怪圈”的象征物。这个小说有那个时期文学特有的“文化冲动”,我记得看后印象极深,且多次在课堂上作为例文来细读和讲解,学生的讨论每次也非常激烈。现在想来,之所以那样容易在读者和学生这引起争论,是因为这个作品中的含混和暧昧的东西比较多,或许飞宇那个时候也说不清楚,他究竟要讲什么,他的态度有许多纠结,但却也因此留下了非常多的认识空间。

《哺乳期的女人》也是一样的,这个小说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那个孩子和女人之间的互相吸引、互相注意、又互相不清楚究竟为什么有关。这是多么好的小说境界。我们这么多年把文学打破的“确定性”又给找回来了,抬到了高处,非常令人沮丧。文学其实是可以不那么确定的,就像《红楼梦》的不确定一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有什么不好呢。毕飞宇早期的作品之所以这么迷人,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他有太多说不清楚的东西。有诗意,有迷茫,有忧伤,有温暖,有无比丰富的潜意识活动,也有文化的情怀与意旨在里面。这样就构成了他小说世界的一种苍茫与浩大,一种遥远与幽深。

论起人性的探讨,毕飞宇当然不是首创者,先锋文学在这方面早已登峰造极,对于人性之恶的挖掘与披露,谁也比不过余华、苏童和格非,也比不过更早的莫言、残雪,但毕飞宇在人性的书写方面,却又有他自己的特色,那就是细腻的和“历史化”的一种特色。细腻到针尖和神经末梢,一般来说,先锋派作家笔下的人性恶,是哲学化的,也可以说是概念化的。哲学化的笔法、寓言化的写法,都使得人性恶的探究概念化了,这样,这些恶也就失去了历史具体性。换言之,他们笔下的人性恶是永恒意义上的弱点,并不会构成真正的创伤。毕飞宇笔下的人性探究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他不是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式的描写,而是像李洱所说的,是一种以现代主义为底色的现实主义的探究,这样就是比较残酷的。在玉秀和玉米们的世界中,人性之恶或者人性之暗,直接会造成现实意义上的后果。

作为新生代的代表人物,毕飞宇的经典化似乎是比较顺利的,他很幸运,也很令人艳羡。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一骑绝尘?

这与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新生代”,他们的使命和任务究竟是什么有关。在我理解,先锋派当然是厉害的,至今难以超越,他们所标立的文学难度、思想向度,都应该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标杆,然而在先锋派的实验之后,在九十年代文学的大环境的变化之下,写作应该朝哪个方向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新生代的应运而生,便是将先锋派提出的那些“原问题”和“元命题”细化了;将哲学的发问,予以历史性地回答;将概念性的定义,化为活生生的现象。

这便是毕飞宇的意义和价值,他当然不是唯一领悟到这一使命的人,但是却贯彻得最自觉,也最精细和到位。事实证明,真正优秀的作家,除了自觉的个人才华之外,还有艾略特所说的,那种与传统之间的敏感而重要的相关性,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与现实之间的准确而有效的呼应性。作为新生代作家中的一员,毕飞宇在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他将先锋派未竟的事业在九十年代的语境下推向了前进。

刚才说,意识到这一使命且自觉践行的,也不只是他一个,但为什么他会更多地产生了广泛的反响,获得更多的承认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如果不能完美地解答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没有找到研究毕飞宇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不把这个问题玄虚化,比如从哲学和文化上,从叙事和技术上找原因,那么归根结底,我认为很简单,他抓住了塑造人物这一根本。五四以来,写小说的作家多得不可胜数,但最为文学史和读者所牢记的,还是那几个留下了不朽人物的作家。鲁迅的小说体量不大,技术也不繁难,但为什么为我们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写出了不朽的人物。

毕飞宇写出了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所喜爱的人物,刚才说了很多,不再重复了。他的成功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根源于他认真地琢磨人物,琢磨他们的人性,琢磨他们的生存处境与生存之道,琢磨他们的性格与命运,琢磨这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自然就写出了活的人物,自然就为读者所接受和喜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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